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针对安然公司财务欺诈导致投资者受损的情况，美国于2002年颁布了“萨班斯法案”，其中规定：对编制违法违规财务报告的刑事责任人，最高可处500万美元罚款或者20年监禁；篡改文件的刑事责任人，最高可处20年监禁；证券欺诈的刑事责任人，最高可处25年监禁；对举报者进行打击报复的刑事责任人，最高可处10年监禁，从而在法律层面大大提高了财务欺诈的违法成本。美国还设立了对上市公司欺诈行为的举报奖：举报者可以获得罚款金额10至30%的奖金。

汇报的第三个方面，是下一步工作的想法。我想PPP在当前的形势下，六稳的目标下。PPP是一项积极的财政政策，这个不是大水慢灌，是精准的，以结果为导向的。同时这个积极财政是有度的带刹车的，因为我们必须严控10%的红线。另外PPP我认为最大的贡献在于打破垄断、放开准入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的作用，让市场活力得到充分释放，同时以财政资源为指导，优化市场资源配置，我想这一点是PPP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几个特点。

第三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。我们认为治理在本质上便是普选权、多党制，中国却不一样。正因如此，西方长期以来一直坚信中国当前的体制是不可持续的，是缺乏合法性的。但如果你关注关于中国治理的学术研究，关注皮尤中心的全球态度调査，就会发现中国人对政府治理的满意度非常高，完全具有可持续性。尽管中国体制与西方存在巨大差异，它仍然享有巨大的支持和充分的合法性。这种合法性有3个重要因素：一是中国人将国家看作社会的化身和守护者；二是中国人关于国家治理的思想源于家庭，所以家庭便是国家的缩影；三是中国至少在隋唐时候便有了选贤任能的传统。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，导致中国人对国家治理的理解不同于西方人，而这样的治理模式又是非常有效的。

“如果没有这些标准，那么系统的互通性就无法保障，难以很好地发挥基础设施的中枢作用。”李伟称。我国在移动支付应用领域之所以能走在世界前列，金融标准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李伟称，移动支付的原始技术源自发达国家，但在中国却取得了快速发展，能够做到风险可控，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移动支付采取“包容审慎”的监管原则。2012年至今，围绕移动支付、非银行支付，我国制定发布了约50项金融标准，涵盖标识编码、安全规范、接口要求、受理终端、支付应用、联网联合、检测规范等各个环节。同时，采用“金融标准+检测认证”方式，规范事前准入、事中监管，推动清算机构、银行、非银行支付机构、芯片厂商、终端厂商、商户等整个产业链实施相关标准，构建良好生态，保障移动支付的健康快速发展。

该集团指，销售合同增长源于客户人均消费上升及活跃会员人数增加所带动。现时，恒生指数报28837，跌37点或跌0.13%，主板成交485.53亿元．国企指数报10912，跌0.63%或跌68点。上证综合指数报3022，跌21点或跌0.70%，暂成交1353.41亿元人民币。

但比起动辄可变现的数字财富背后上百万美元真金白银的暴利，这样的警告显得苍白无力。这个起初看似关于技术与梦想的故事，现在掀开理想的外衣，隐藏在幕后的ICO，每一步似乎都是在为收割刚刚入场的普通人而准备。“割韭菜”，在晦暗不明的交易市场上，这样的命名广泛流传，形象而生动。